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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后的话语权博弈:“他者”与“自我”视阈下的中国

发布时间:2019-06-07 19:2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本文采用“再现”理论与线年来中国发展题材纪录片进行文本分析,尝试解读他者视阈和自我视阈下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以及背后意识形态的建构机制。纪录片的制作直觉影响着传播效果,为了配合“走出去”战略、争夺国际话语权,国产纪录片不仅需要追求文本质量,更应赋予更多的文本隐喻,制造有特殊语义的联想关系,并以本土化思维进行有针对性地制作与传播,进而促进国际受众的认知与政府外交政策导向的一致性。

  发达国家长期坐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并一度垄断媒介话语权。从“黄祸论”起到今天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已经呈现出高度板结化特征,[ 常江. 从 “傅满洲”到 “陈查理”: 20 世纪西方流行媒介上的中国与中国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西方媒体将中国人的形象以多种符号植入欧美发达国家大众意识中。部分形象已经被完全先进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衍生出机制化、固定化的偏见,并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中泛化为主流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共同想象。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昔日由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面临解体的威胁。

  国家形象不仅维系着各国民众之间的意识形态,也客观反映出国家间形成的交互性与竞争性关系,体现出国家行为体、民间互动与关系建构,反应了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叙述的“他者”视阈。

  “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并被赋予了工具化倾向。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沃尔特·李普曼曾指出,刻板印象的形成有赖两个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承载刻板印象的象征符号 (symbols),二是将这些象征符号植入人的观念的权威力量。[ 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p. 222]

  国家形象影响异国社会性成长,更与其国际声誉息息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国民众对该国的任可度以及对外交流的外部阻力。综合国力和国家整体面貌是构建国家形象的基石,但是媒体却在形象传播过程中起着引导、催化作用,影响着文明体间的凝视与想象。“”、“中国崛起论”、“中国不确定论”等言说此起彼伏,体现出多元国家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判断。

  当下,中国走出去的迫切需求与弱势话语权严重不堆对称,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化,中国更需要构建国家形象传播路径,服务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客观需求。

  从符号互动论或建构主义的角度看,纪录片的符号和信息是被“建构”的,其意义是被“构建”的。无论是画面的拍摄、画面的加工处理还是素材的合成导出框架理论都涉及其中,框架提供者作为符号内涵框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大国博弈中,纪录片不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更上升为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其构思、拍摄、剪辑、叙事、传播的过程,更有着一套精心编排的系统流程。国际主流媒体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从故事内容的选择设计到叙述故事的方法手段甚至受众群体都有着明确意图,特别是对视角的使用以及对细节的呈现,这不仅需要精良的拍摄设备和精美的画面呈现,更需要精心编排与故事结构。

  纪录片以事实作为基础、以视频、声音符号进行传播的非虚构视听艺术手段,相比文字报道,纪录片具有更强的画面纪实功能;相比电视报道的流动性与碎片性,纪录片对事实的画面呈现更加完整并能提供更加专业的解读视角。从符号学角度看,纪录片是将拍摄片段按照某种逻辑结构进行重组排序和拼接。

  纪录片的水准和传播效力,关乎国家在全球媒体竞争、构建世界话语体系,国内外的宏观环境与纪录片国际传播息息相关,国家的政治需求为纪录片的拍摄创造了机遇,成为纪录片的外部资源和战略优势,但同时,宏观环境的变化也会为纪录片的传播和解读带来考验与风险。尤其是国际传播,传播对象的宏观环境更多体现为挑战。

  纪录片的发展战略与其他行业的发展战略具有共性,但也有其特殊性,不仅具有与一般商品、服务的经济效益,也具有极强的文化属性与政治意义,承担着纪录片本身对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传播,甚至上升至国家软实力乃至历史解释权等多种意义。

  从1911年第一步中国电影纪录片《武汉战争》算起,中国纪录片见证百年沧桑,成为记录社会变迁、审视社会风貌的重压窗口。纪录片的重要性,也引起高层重视,甚至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国家广电总局也开始实施广播影视“走出去”,并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重大意见》。目前国家形象是纪录片塑造的重要对象之一,是由媒体建构、传播出的国家形象,同时国家形象的传播需要传播者将形象内容通过“媒介”使受众接受和认知。

  美国探索频道的成功,是因为它成功地运用娱乐化的手段将美国文化扩展到了全世界,而娱乐仅仅是手段,只有文化的输出,价值观的输出,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塑造国家形象的目的。而文化,对于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来说,恰恰是最大的财富。

  纪录片中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实践,不仅指承载意义的话语本身,也包括文本在社会中被生产和消费的整个过程。

  对于中国作为异域 “他者”的负面话语,最早可追溯到“黄祸论”。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将中国称为“来自东方巨大威胁”。冷战期间,两级阵营的分化“赤色中国”、“红色威胁论”喧嚣尘上。1990年,村井龙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正式提出“”,此后,罗斯·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和詹姆斯·哈克特的《敢撄怒龙之逆鳞》等文献为“”奠定了概念框架。

  刘建明通过对《华盛顿邮报》、《经济学家》、《纽约时报》、CNN等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中国崛起的事实面前,在强大经济实力与庞大的外汇储备面前,外国受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精英阶层会自然形成对中国的积极形象。

  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在西方国家涉华舆论中的基本框架为:崛起中的中国会成为一个潜在竞争者,在世界上拥有可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中国政府正试图更大影响力,挑战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直接秩序。

  在苏联的影响下,早期中国电视纪录片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因为过多依附于政治而出现的浓重灌输意味与纪录片的人文属性相矛盾,导致部分纪录片在表达方式上缺少客观中立。而传统宣教式的话语体系以俯视的姿态对待观众,容易引起观众的对抗时解读。部分纪录片政治宣传色彩浓厚、传播内容苦涩难懂、缺少互动交流。

  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纽约时代广场与美国有线新闻网滚动播放。这部宣传片邀请中国科技界、体育界、金融界、思想界、企业界等领域名人,按一组组的群像出现,来诠释祖国形象。片中,袁隆平、姚明、杨利伟、吕燕等行业精英在镜头前站立微笑,没有任何台词,缺少内容互动与信息传递,对于人物身份仅以文字标注。但是除姚明、吕燕外,其他人物在美国民众中并无高知名度,后期调查发现,受众对该片反响平平。

  近十年来,大量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社会、自然风光等领域的纪录片不断播出。与21世纪初“边缘”题材不同,近十年来,中国电视纪录片呈现出鲜明的主流价值性,勇敢直面社会现实,记录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难、挑战、机遇与发展,多角度真实展现当下中国人精神风貌。[ 武新宏.理性“我者”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探析——基于2000-2013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对外传播分析[J]对外传播,2015.07]

  近年来,国产纪录片也在追求国际化,开始对外传播、传播中国形象的职能。综合分析近年来国产纪录片的形象,不难看出,从产制播、“+互联网”、跨汶川勃勃、行业主体多元立体化发展等层面,中国纪录片的新常态已初建轮廓,并尝试探索全行业进入供给侧结构调整深水区。[ 何苏六.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6)[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版]

  2013年,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会议上鲜明地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社会的复杂化和中国国家地位提高的今天,世界想要一个“可以触摸的中国”。

  国产纪录片创作主要在国有电视台播放,作品本身就需要鲜明地话语立场。大量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社会、自然风光等领域的纪录片不断播出。与21世纪初“边缘”题材不同,近十年来,中国电视纪录片呈现出鲜明的主流价值性,勇敢直面社会现实,记录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难、挑战、机遇与发展,多角度真实展现当下中国人精神风貌。[ 武新宏.理性“我者”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探析——基于2000-2013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对外传播分析[J]对外传播,2015.07]配合自信从容的,摆脱了传统播音腔的正襟严肃,多了一分人文情怀。

  这些纪录片,传递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现代化建设,力求展现出一个开放包容、繁荣安宁的大国形象,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呈现当代中国的新面貌。

  本文采用“再现”理论为研究框架。所谓“再现”,便是“使用不同形式的符号来呈现并塑造他者,并赋予他者形象以一定意义”。“形象”本身就不是对事物的完整还原,任何媒介文本对于“他者”的形象呈现都不是完整还原,而是一种建构机制。作为全球性的媒介,影像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影像通过画面与声音的拼接,以声音符号和动态图像符号作为意指实践影响甚至塑造者观众关于文本对象的认知。

  对于国际主流媒体涉华纪录片和国产国家形象纪录片的文本考察,并非单纯描述画面内容、分析纪录片所传递的信息内涵,还要归纳出这些纪录片构建“中国形象”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技巧。

  在样本选择上,采用主观抽样的方式,依据5个标准进行选择抽取,(1)播出时间在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2)由国际公认主流媒体或本国主流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作品;(3)以中国的国家发展为宏观背景,涉及中国发展;(4)拍摄内容涉及中国发展对国际环境影响;(5)传播范围覆盖两个或两个国家以上,并产生一定影响力与知名度。据此标准,选取下述6部他国纪录片和6部国产纪录片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如表1,表2)

  所选择样本纪录片,均为近7年来由国家主流媒体机构制作、播出,并在全球范围有较大知名度,例如由美国探索频道播出的《中国骗局》,就曾受到西方财经媒体的关注和推崇,甚至深刻影响到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而宣扬中国快速扩张、陷入债务危机《中国如何蒙骗了世界》,更是借助BBC的国际影响力行销全球。而选择的国产纪录片,均有国内省级媒体以上机构制作发行,其传播范围包含海外观众,以英文进行传播,在国际舞台上介绍中国发展、传播中国形象。在中国社交媒体(如豆瓣)这些作品也为大量观众阅览、打分、评论。

  本文主要研究12部纪录片的文本叙事,对制作者的设计思路、纪录片的故事结构、片段加工、画面构造以及背后的话语技巧。就“叙事”而言,可分为“叙”与“事”两个方面理解,“叙”即为叙述策略,指制作者为实现特定的信息传递而实施的创作手段,包括叙事结构、话语框架、叙事视角、视听语言、视觉语言等方面;而“事”则可理解为故事内容,即纪录片的主题、人物、情节等。

  通过分析中外“中国崛起”题材纪录片,本文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这些纪录片对于“中国崛起”主要采用了何种叙事手段?(2)这些纪录片分别塑造了何种中国形象?(3)中外纪录片的制作技巧、叙事方式存在何种差异?(4)国产纪录片的对外传播需要何种改进?

  经分析发现,样本在叙事上呈现出共性,几乎都选取了与中国崛起相伴随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加以呈现,而涉及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发展失衡、阶层分化、环境污染、贪污腐败以及中国崛起对全球的威胁。

  国产纪录片的叙事主题同样呈现出一致性,镜头几乎都是对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尤其是集中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两个主题,近一年来“国际合作”主题也有所增长。国产纪录片重点强调中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部分纪录片会佐以数十年前中国落后封闭的状态,突出成就的来之不易。

  样本的叙事视角多采用微观叙事,尽管12部纪录片的题材宏大,但多以个体的命运生活为切口,即“大环境中的小人物”,借个体的境遇状况来呈现背后结构性矛盾。

  如《全球变化最快的地方》,采用“本我”图式记录白马村的城镇化建设,短短6年,自然村落剧变为现代城镇,在“中国速度”背后,亦不免有现代化的急功近利。纪录片从村民、村委会、建筑承包商三方命运轨迹的重叠交织,讲述城镇化进程对中国农民群体的巨大影响,为了说服村民搬迁,村支书带头搬家;为了争取更多补偿款,村民唐仁定坚守着最后的土地。再如,《中国的秘密》选取农民工夫妇思明与梅霞,通过记录他们日常工作的艰难、背井离乡的思念以及子女教育的巨大开销,来呈现中国城乡发展的差异和教育发展的失衡。

  同样的叙事视角在国产纪录片中也大量运用。《中国面临的问题3》打破了以往宏达叙事的以个体的现场叙述来表现中国成就背后的矛盾问题。《辉煌中国》全篇选取65个故事,先后采访108位人物。在第三集《协调发展》中,摄像师记录了孩子们求学路上艰难攀爬的画面,无需任何话语或背景音乐,单纯的画面已经令观众内心震撼,也突出乡村基础建设的必要性。

  个体视角的叙事方式采用了“话语权释放”策略,将镜头交给主角,让故事主人公发声,打破传统的说教式解说和正襟危坐的官方宏达叙事视角,增加了故事真实性与说服力,同时,也执行了纪录片“观察者”与“记录者”职能,体现出客观与冷静。

  除了主题集中、微观叙事的特征外,国际主流媒体制作的纪录片在情节叙述借鉴了电影的叙事技巧,对故事的冲突矛盾点进行了突出,令故事更加戏剧化。

  在纪录片《全球变化最快的地方》“官民矛盾”所采用的情节化叙事。130分钟的片长出现了多场冲突。既有村委会工作人员与钉子户关于补偿安置条件争论不休的官民冲突,也有乡村人口流失与留守儿童无人照顾的社会现实冲突;也有个体命运与国家政策的冲突,为了实现城市建设,基层干部必须说服村民放弃传统农耕生活。《中国如何蒙骗了世界》采访武汉放低环保主义者与本土化运动推动者范阳,在谈话中,范阳抨击东湖周围的建筑工地,认为东湖正沦为“富豪们的乐园”,并预言“看上去这里变得不会对公众开放了”。这一看似从环保出发的访谈,却暗示了武汉疯狂建设背后的阶层分化,作为公共资源的公园将沦为少数人的窗景。

  在《中国骗局》中,GEO Investing的联合创始人丹·大卫首先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这里没有一个好人,包括我”。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个搜集证据、揭露中国空壳公司诈骗美国股民的“民族英雄”,在纪录片结尾,丹·大卫以“。只要骗局的利润远远高于罚金,美国人的养老金就会继续源源不断被骗走”作为结尾,将中资企业的“诈骗行径”与美国民众进行利益捆绑,塑造恐慌与矛盾。

  相比之下,国产纪录片的故事情节更常用故事交叉,情节设计较为平缓。《超级工程》、《辉煌中国》均采用递进式叙事的方式,对于故事情节的安排多采用中心线串联式,即用一条或多条中心线将不同故事串联起来,使之服务于特定主题。

  《超级工程》第2集能量之源,先后登场风冷煤电、高压电网……核电站、人造太阳等九种能源技术,来介绍中国近年在能源开发领域的伟大成就,但是九项工程的叙事缺少内涵,没有深挖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伟大的科研是在何种背景下进行的,科研人员的艰辛付出、人才培养的模式都缺少详尽叙述。

  而《辉煌中国》也延续了这种情节设置方式,“共享小康”中,先后出现农民冉红兵、科学家袁隆平、技工罗树生等各类从业者,但是选取的对象缺少联系,只是在最后结尾处做了“让每个人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让每个人同享梦想成真的机会”总结陈词。

  纪录片故事的结构一般指创作者根据需要将拍摄素材按照特定思路和逻辑进行剪辑、组合和拼接,故事结构的设置可以强化与观众的联系,建立情感共鸣,经过分析,国产纪录片的故事叙述倾向于将若干人物故事线交叉、串联,在结尾处又交汇服务于主题。比如《超级工程第三季》第1集“食物供应”,以“农业建设”为主题,在“7%的耕地如何养活22%的人口”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追溯中国食物链供应状况,从主食米饭引出袁隆平院士半个世纪的水稻研发,再以植保服务人员艾海鹏、农用机飞行员刘国驰等人的工作经历穿插进水稻育种、播种、收获的全过程。

  《中国面临的挑战》则采用“绘圆式”的叙事结构,每一集设置中心点并辐射,将相对分散故事联系在一个主题之下。《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通过剧情片的这种手法,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务工人员与沿线城市人口的进行交叉。笔记本装配工人杨红的工作居然与万里之外的西亚经济命脉息息相关,日常买菜、开火做饭的黄阿姨,使用的高纯度天然气源于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小学生卡拉米,因为一带一路实现了自己坐火车的愿望……这些平凡人物的命运穿插在画面中,提供了大量情绪感染,卡米拉行走在轨道上的画面,更是充满了温馨。

  在视听语言上,样本无一例外使用专业娴熟的视听语言来呈现故事以实现纪录片的传播意图。

  首先,便是以运动镜头在不同场景间建立认为联系。当今时代,不乏以独特的视角和新技术手段为看点的纪录片,呈现出新奇的视觉感染和技术美学。[ 王嘉婧,王芯蕊.新疆题材纪录片的形象宣传功能审视[J]当代电视,2016(5)]在呈现中国建设成就的画面时,创作者有意识地设计运动镜头以追求言外之意,例如,《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中在呈现铁路建设时,画面便从“中国货运站”切换到“中亚农民”,并使用航拍镜头展现铁路宏观样貌,形象生动地对解说词以直接视觉再现。

  《超级中国》中,对于中国各领域发展都习惯于使用数据图片进行呈现。比如在军事实力中,以蒙太奇手法穿插呈现中美武器装备,并配合“中国歼-31隐形飞机可以和F22猛禽一较高下”、“中国东风41导弹,整个美国都在射程范围内”等台词,构建了中国与美国的形象隐喻,即“中国与美国较量”、“中国将建立与美国想死的霸权秩序”等暗示。

  其次,通过蒙太奇手法编辑画面以制造累计效果。蒙太奇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思维,通过对视听符号进行加工剪辑以增强作品的传播效力。在《全球变化最快的地方》中战线中国工程建设速度和巨大规模时,反复使用相似的近景景别进行重复蒙太奇设计,并配合解说不断出现“建设、建设再建设”,产生一种情绪堆积,配合紧凑的音乐,展现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单调与疯狂,具有显著视觉冲击力。从总体上看,样本全部采用了平行蒙太奇或交叉蒙太奇的手法,依靠同一主题逻辑,将几条人物故事线索联系在一起,通过场景交替实现补充、对比的效果。

  画面还擅长用声画关系刺激观众的特定联想。这些技术层面的精心设计,将意识形态意图巧妙地包装在富有艺术色彩的视听符号系统内,产生了持续而潜移默化的效果。[ 常江,王晓培.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J]现代传播2015(4)]探索频道《The China Hustle》,在第62分47秒,邀请一位“冒险作证的中国金融新闻机构职员” Summer,称“在美上市的中国空壳公司,虽然发布虚假信息,但是在中国国内却无法监管”。在画面构图中,Summer直面镜头,露出半身像,但是现场却采用昏暗冷光,营造一种阴森之感。

  在《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的》和《超级工程》两部样本中,都出现了关于中国建设速度的快进画面,宏伟高楼的快速搭建、巨大工程的切换,其剪辑手法几乎如出一辙,但是BBC却使用了沉重紧张的背景音乐,渲染出压抑氛围,将中国的建设塑造为“危机”。

  通过对叙事策略和故事话语两个维度分析,可以发现西方主流纪录片在讲述“中国发展”叙述时,通常会构建双重意义的话语体系。在纪录片的隐喻建构过程中,一些特定的画面在文化语境中呈现出多重意义。

  第一种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综合实力增强等意象,这种意象暗含了“力量”中国崛起对“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反抗。

  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在西方国家涉华舆论中的基本框架为:崛起中的中国会成为一个潜在竞争者,在世界上拥有可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中国政府正试图更大影响力,挑战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直接秩序。

  他者的视阈,虽然看到了中国进步,却将更多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制度,对社会矛盾的解读也出现了过度政治化的倾向。《中国的秘密》以牵强的逻辑将网瘾治疗、高考制度、电子竞技联系起来,讲中国青年的听话顺从、盲从权威解释为“毛时代的强权体制”,并将电子游戏的蓬勃归因于“摆脱高压”。

  2015年韩国KBS推出的《超级中国》,虽然肯定了中国的成就,但是却将中国的建设与“世界霸权”联系起来,从人口、资本、军事、资源、软实力、政党制度六个方面表现中国发展对世界和韩国的影响,将中国的壮大与世界秩序的稳定对立。在话语逻辑上,《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的》将中国市场的繁荣归咎于中国政府无限量的放贷,以武汉城市化建设作为切入,配以“这里只是中国疯狂基建的缩影”总结,将自由经济体制中的商业开发渲染为“中国扩张脚步”。

  对于画面的解读也采用双重标准。BBC 的片头采取了中国人和非洲人画面同期声相穿插的组织方式,向观众传递了中国人势力“渗入”非洲的观念——尤其是中国严肃老人在海滩上带领非洲少年打太极的镜头,似乎在向观众传递“中国已将文化渗透到非洲下一代”类似“文化殖民”的观念,颇具讽刺的是,今日美洲大陆的黑人似乎都是因为早期西欧国家的三角贸易。

  “”话语其重要的逻辑注脚,便是基于西方历史发展所归纳出的“国强必霸”,在海外媒体拍摄的纪录片以多种手段构建起“”的线.二元对立话语框架

  所谓的“二元对立”话语框架,指在剪辑中主观塑造利益冲突,令多元主体呈现对立状态。在《超级中国》中二元对立话语框架尤其明显。尽管该纪录片有韩国话语生产者制作、传播对象主要为韩国民众,却频繁出现 “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中国与美国比较”等话语逻辑,积极塑造“中国-美国”的联想序列。[ 赵鸿燕.外交符合关系的隐喻建构——基于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案例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7.04]

  在《全世界变化最快的地方》中,创作者在修道修建情节之后,加入了一段评论:“重庆的新高速公里快要修到巫溪了,只有最后50公里了,但每一寸公路都要通过高山深谷,对于来说这将有助于超越美国高速公路网,将中国的新兴城市接入全球经济。”该评论作为故事情节的补充,将中国的交通建设与美国对比,暗示了中国在经济发展领域与美国进行较量,间接塑造“二元对立”。

  《中国的秘密》第1集,在讲述中国青年的游戏网瘾时,BBC的记者来到河北戒网瘾学校体验军事化管理,在采访完十位网瘾少年时,记者将网瘾成因归咎于生活和学习的巨大压力,而戒瘾疗程中刷厕所、站军姿等项目被描绘为“违反人权”、“体罚”,随后画面转向公立学校的高考生,所有埋首题海的学生都被认为“听父母话”、“盲从权威”。将“不听话的网瘾少年”与“听话的考生”的形象对立起来。

  《中国的秘密》第3集讲述中国贫富差距时,分别采访了在外务工夫妇和以及兰博基尼车主,将打工者背井离乡的辛酸与豪车车主财富迅速积累相对比,制造出得出“中国贫富分化”的结论。

  国产纪录片一直在“软实力”话语场域中进行符号资本的争夺,《辉煌中国》、《超级工程》、《丝绸之路》极力描绘中国的文化底蕴与现代化建设,旨在提升“软实力”框架中的话语权,但是欧美学界、媒体却在大肆宣扬中国的对外传播为“锐实力”,并针对性地实施压制手段,这种通过符号构建影响公众认知的行为,正是布尔迪厄提出的“符号暴力”,是西方媒体、学界掠夺符号资本后意图实施的另一轮民主旗帜下的符号。

  例如,在“丝路主题”纪录片的拍摄中,一直在构建中国积极投身世界经济建设的国家想象设定,通过讲普通人的故事,接轨国际通行的推崇 “平等”价值观,主要国家形象也表现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多维合作以及中国梦的言说。

  对比中外纪录片的制作手法,不难看出不同媒体其纪录片的创作风格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表达方式相对含蓄隐晦,在画面构造上,擅长用宏达叙事场面,将自然地理与人文要素相结合,而人文自然风光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这种叙事风格在《超级工程》、《辉煌中国》、《舌尖上的中国》中都有所体现。

  不论是衣食住行、自然风光还是人文建设,国产纪录片的拍摄导向都非常清晰,即通过画面和声音的组合进行意识形态的表达。当前,国产纪录片多为提升民族文化认同、唤醒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而在国际传播中也以崭新视角传递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

  但是在具体传播过程中,许多精致纪录片在翻译转换的过程中流失了汉语的精妙修辞和语言的韵味,导致传播效果呈现大打折扣。部分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其拍摄手法依然延续了国产纪录片的生产思维定式,追求高语境,配以生动解说词生动和丰富的修辞技巧,画面整体风格充满韵味。这些优势在语言翻译过程中被消解,文化隔阂造成中外观众理解力、审美期待的差异也加剧了国产纪录片为海外观众接受的难度。

  《中国面临的挑战》在策划的过程中也面临同样的“文化折扣”现象。比如,谈“雷锋”曾一度成为中美主创团队之间争论的焦点。虽然“雷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西方社会却鲜有人知。纪录片的主题选择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还有文化基因的深层差异,决定了制作者和受众迥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中国的对外传播缺乏一种软性思维,较少地采用本地化策略进行内容生产,没有结合普通民众百姓的故事与经历。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梦”这一个概念被包裹在沉重的政治意味的外壳之下,本土化策略的缺位也让对象国受众产生反感情绪。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信息传播旧秩序使得中国等被排除在世界体系中心之外的国家地区陷入了“言说的困境”,旧秩序很难让中国在国际知识界与舆论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早期,中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呈现出集中化、片段化特征,易强化国际偏见;在传播流程上,中国的对外传播节奏相对滞后,易错失抢占话语高地的先机;从传播策略上,纪录片的制作依旧延续了宏达叙事的惯性思维,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缺少理论框架和价值内涵,过分追求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在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上,也多集中于中国人文风光、民俗文化,缺少与“他者”的利益关联。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外媒近年拍摄的关于中国负面形象纪录片,叙事策略为恐慌情绪渲染,叙事口径则为“中国崛起争夺生存空间”,将中国现象与本国国民利益结合,配合“权威人士”的点评说教、“资深记者”的暗访调查,得出“中国威胁”的结论。而国产纪录片在反抗“”的话语战中,刻意塑造“受害者”情节,以至于放弃了本土理论建构的自主性,陷入了西方话语体系中,形成了“自我东方化”的想象。而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很多议题能够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富矿,以突破“锐实力”的包围圈。

  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眼中的形象,正从胡塞“作为影子的他者”转向萨特口中“可以比肩的他者”,无论各国之间的交流互动多么频繁,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客观存在。基于此,更需要中国的对外传播寻找共同点,以共同的利益话题引起他者的注意,以“利益共同体”为切口,建立价值认同。

  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多方位、广泛性、包容性的综合体具有构成因素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并通常与当下的社会状况、国家政策、民生问题交融。[ 沈悦,尹如歌.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3)]

  尽管“中国威胁”话语是西方媒体挑起的又一轮舆论战,相关的报道、画面充满着敌视、偏见与臆断,然而这同时也是中国反思对外传播整体策略的良好契机。对比发达国家的中国形象纪录片以及国产纪录片,不难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不均等地位,也透露出受众视角下看中国对外传播的状态。承认自身的不足,直面“”、“锐实力”等话语机制,是中国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转折。

  任何媒体、任何艺术形式都存在意识形态倾向,都具有传播本国、本民族价值取向的职责和客观效果。国外媒体,尤其以美英日三国主流媒体,在构建中国形象时,距离公正客观相距甚远,冷战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倾向”依旧显著,但是表达方式比较“隐蔽”。而中国官方主导拍摄的对外传播纪录片,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主动性”仍然不够,在片中故事情节塑造过程中,依然存在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未与国际流行规格接轨,国际流通性弱,对“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仍处于不自觉状态。所以,更需要在选题上主动碰触社会矛盾焦点,敢于自揭伤疤。

  通过话语分析,我们会发现,国际主流媒体的文化产品已经运用到意识形态策略,通过系统的叙事手段来精心编排故事内容,在创作指出,既有非常精准的受众群体和传播意图,并且按照观众的接受习惯进行纪录片的设计与包装。回首国产纪录片,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依然采用全知视角、以宏大叙事进行观点讲述,缺少对内视角的使用以及微观叙事落脚,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普通人的不平凡故事越是能与观众建立情感共鸣、实现价值认同。

  在他者视阈中,并非每一部作品都做到了公正客观,尤其是BBC拍摄的纪录片,在内部逻辑和现象归因中都过于主观牵强甚至畸形。另外,在国际媒体就偏重,东方主义色彩的视觉符号也被反复出现,、执勤武警、身着灰绿青的中国农民工……有意识的固化受众对中国“专治”、“落后”、“畸形发展”的刻板印象,将中国崛起控制在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接受程度中,即中国是一个矛盾主题,在经济爆发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诸多制度隐患,对国际现有秩序而言必将是“威胁”,并可能挑战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他者视阈下的“物质中国”与国产纪录片中的“和平中国”话语产生了尖锐对抗,并在国际传播中对后者有效消解。

  电视纪录片有责任、也有能力塑造和传播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日新月异的中国需要镜头来展现这片神奇土地正在发生的奇迹,这也需要纪录片制作者跟上时代步伐,用创新的手法讲述中国故事,在画面的叙述中,明确“国家形象”内容定位,从多个层面告诉世界一个勤奋进取、开放包容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在今后的制作中,有必要用更加多元的拍摄手法、更加隐蔽的语言和画面安排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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